专访 “美国最佳律师”WSGR合伙人大卫·斯图尔

斯图尔先生,我认为你对庭审的把握,对文件证据的掌控以及对证人的询问,是我所见过最出色的。

在北京的银泰大厦,上海的金茂大厦,香港中环康乐广场的怡和大厦,都有这样一家美国律所。创立于1961年,目前在全美、中国、欧洲都设有分所,在美国任何一份顶尖律所排名中都能找到它,并且在2014年被评为“美国最佳律所”。这就是美国威尔逊(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律师事务所。

在哈佛大学获得历史专业本科学位,在斯坦福大学获得JD学位,1986 年,大卫·斯图尔成为美国威尔逊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并在短短的三年后1989成为合伙人,并担任合伙人至今。其办公地点位于硅谷中心——帕罗奥拓,也是美国威尔逊律师事务所的总部所在地。在进入美国威尔逊律师事务所之前,大卫·斯图尔律师还曾担任曾暂停特朗普总统“禁穆令”的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 Herbert Y.C. Choy 官的助理。

大卫 · 斯图尔是美国威尔逊律师事务所的民事诉讼律师和出庭律师,专注于证券诉讼、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领域。并在2004年到2016年蝉联“加州最佳律师”称号,在2006到2017年,蝉联“美国最佳律师”称号。在一起庭审案件中,大卫在有利于被告的裁定中成功帮助客户赢得一亿美元的公司机会赔偿;该案的审理法官在记录中说 道:“斯图尔先生,我认为你对庭审的把握,对文件证据的掌控以及对证人的询问,是我所见过最出色的。”

1. 您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历史专业,接下来又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JD学位。很多美国本地律师在读法律之前都是历史专业出身,您为何当时选择历史作为您的本科专业呢?当时就有将来做律师的打算么?历史专业的背景为您后来的的法律执业带来了怎样的帮助?

历史学对我来说很有帮助,让我能够创造性地、批判性地思考,也让我更能懂得人性,懂得人是如何达成合同、解决争议、定分止争。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视角,我一直都很想做律师。我的祖父是俄亥俄克利夫兰的法官,我的叔叔是律师,所以我也自然而然的就走上法律这条路了。

2. 哈佛大学位于美国的东海岸,斯坦福位于美国的西海岸,两边的人文地理环境截然不同,是美国非常有代表性的两个地方。可以给我们讲讲两地的差别么?您的家乡在哪里?可以给我们讲讲您在家乡的经历么?

我出生在西雅图,后来来到加州读大学。你也知道,加州是非常有包容性,非常多样性的,大家都喜欢接触不同的人。当我去波士顿读法学院的时候,环境就很不同了。那里的人不是很好相处,比较世故,不会随便与别人为伍。这种环境我一开始还是挺不适应的,另外那里的天气也让我很不适应,因为波士顿太冷了,尤其是对我这种在阳光普照的加州呆了四年的人。

3. 您在进入律师事务所之前曾在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担任法官助理,当时什么样的法学院毕业生才能拿到这个职位呢?可以给我们谈谈那段经历么?那段经历对于您接下来的律师道路有何帮助?

在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做法官助理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机会。我当时跟的那个法官在夏威夷。夏威夷么,对年轻的男人来说,尤其是单身的年轻男人来说,不是个让人好好工作的地方(哈哈)。在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工作让我收获颇丰。大家都知道,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是你的案件进入最高院之前的最后一关。我们处理了很多的刑事案件、证券法案件、监管类案件,这段经历让我真正理解了法官是如何思考案子的,也更有助于我接下来成为一个好的律师。当时很多人申请这个职位,我很有幸拿到这份工作。我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从哈佛大学毕业,而那个法官是上世纪40年代从哈佛大学毕业的。

1. WSGR律师事务所是著名的跨国律师事务所,也是我们很多读者梦寐以求的地方。请问这家律所招聘年轻律师的条件是什么呢?

像很多律所一样,WSGR想要聘用最优秀的年轻律师,特别是有技术背景的中国律师,比如电子工程、医药和其他很多领域。我们欢迎这样的中国律师来做诉讼、专利申请,知识产权许可。所以我们喜欢对工作有热情、勤奋,写作好,同时具有科技和法律背景中国律师。

2. 您在1986年就进入这家律师事务所,并在三年后就成为了合伙人。如今已经有三十年的时间。三十年的时间,WSGR有何发展?看到这三十年的发展,您有何感想?

当我在三十年前加入这家里所的时候,我们只有在加州的帕罗奥拓一家分所,不到100名律师。现在我们已经有数百名律师了,而且在全美都有分所,在全世界三个大洲也设有办公室。我们的业务范围也在拓宽,但我们主要的业务还是集中在科技公司、新兴公司,我们很有幸在一些公司还在初期阶段就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现在他们已经成为了业界的大帝国,比如谷歌。这个律所的未来呢,毕竟我们还是一片偏向保守的律所,不会做太毛巾的扩张,不会一年开十个办公室。我们可能还会再开一个办公室,但是更重要的是增加我们业务的深度。不过总的来说,他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那个小律所了。

我是个商事诉讼律师。我主要做的知识产权法和证券法的业务,最近我做了很多仲裁案件,不同于审判,仲裁是私人的解决争议的方式。我喜欢做诉讼审判案件,我更喜欢陪审团的审判案件。

4. 证券法是美国比较有特色的法律部门,美国也是现代证券法的起源地。您在证券诉讼领域颇有建树,也曾多次应对美国证监会相关的案件。可以给我们讲讲您在证券诉讼方面的经历么?最难忘的一次经历?

我们做了很多证券欺诈案件,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客户经常诈骗别人,而是因为有些客户是年轻的企业家,他们很有激情,但是却不太懂法律,他们觉得证券这种东西就是玩游戏。有些他们犯的错误,我们回头看看都觉得好笑。比如我曾经接触的一个案件,我在其中负责对客户的会计账目和送货信息进行辩护,我们想要证明他们的确发货了。他们如果能证明他们发货了就可以增加这部分创收。所以我们就去找送货信息,证明这些货物的确是6月31日发货了。这个案子就让我们很难办了。我们处理全世界的案子,有些客户已经见到过监狱里面是什么样子了,不过当然这种事情不会经常发生。

我想决定一个律师是不是一个好律师有很多因素。我想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一个是要知识渊博。当然总会有时候别人问你的问题你不知道怎么回答。另一个就是正直。这样法官就会相信你,客户就会相信你。如果你把账单给客户,客户也会及时付账单,因为他们会真的理解你在努力地为他们工作。所以我认为这两点都很重要。当然要在业界工作较长的时间,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人们就会知道你是谁,其实你每天都在建立自己的声誉。

1. 您的律师职业生涯中经常处理中国相关业务,是怎样的契机让您与中国结缘呢?您第一次去中国是什么时候?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上世纪80年代。我去了广东和华南的那些地方,包括香港。那个时候我感觉城市和乡村差距很大,在乡村,有一些男孩子赶着水牛,看起来很荒僻。第二次我去的时候是2004年到2005年,那次去中国,我感觉中国已经过了一个世纪,真实令人难以置信。深圳在80年代曾经是一个小村庄,后来变成了大城市。我只能用难以置信来形容。而且自从那次去中国之后,我经常要做中国相关的案子,也经常要去中国。每次去中国都让我惊喜。

2. 您对中国、中国相关业务的印象是怎样的呢?您毕竟不是中国人,即便法律文件都是英文,在处理中国相关业务的时候一定也会有一些障碍,您是如何解决的呢?

很多中国客户都想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所以他们必须懂英文。如果看他们的员工列表,每个人的信息都用英文列出来了,所以我们处理的大多数文件都是英文的。我不会说中文,所以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帮助。特别是越高端的客户,他们越是往往从澳大利亚或者美国的大学毕业。我们律所也有一些中国律师,帮我们梳理证据。我们不太会把证据都翻译出来,因为这样会浪费客户几百万美元,我们还是希望把成本降下来。

举个例子,我曾经做过的一个跟中国相关的案例。有个中国公司在美国在做展销会。在展销会的时候,有人到了站台后面,把商品打开,想看看里面。那个摆展台的公司就很生气,说他们是国际间谍,想要起诉他们。这个案件的结果是,其实只不过是文化上的因素,因为在中国的展销会上,如果你不想让别人到你的展台后面,你就把东西拿走就行了,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但是自美国人们就会觉得这是间谍行为。我发现了这个文化上的差异,跟每个当事人谈话。结果是我方向对方承认了错误,表明我们不会这样做了。现在的办法就是我们都会提前给员工培训。还有很多我做过的案子跟这个很像,就是要把中国文化传达给美国,让双方对能互相谅解。

4. WSGR律师事务所的四家海外办公室中有三家都在中国,其中2007年在上海开辟第一家办公室,接下来2010年在香港,2012年在北京都设立了办公室。那段期间您作为美国总部的合伙人一定也参与了三家中国办公室的筹划工作。为何选择在中国开辟这么多分所呢?您对接下来中国市场有何展望?

我们以两种方式处理中国方面的案件。一方面是帮助在中国的美国公司,另一个是帮助中国公司来美国,特别是风险投资、许可这些方面。WSGR在中国的三个办公室一定程度上覆盖了这些领域。在香港,我们有很多上市公司的案件,在北京,主要是政府相关的,上海就是中国主要商业案件集中的地方。也有很多新的公司、创业公司,这些像是我们的面包和黄油,我们帮助着公司得到融资,帮助投资人把钱投到合适的公司里。所以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很有用的。不过发展中国的客户关系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所以起步是比较难的,不过现在我们的状态很不错了,我们在中国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我们对中国未来的法律市场也很乐观。

1. 您是诉讼领域的专家,请问您觉得相比于非诉律师,诉讼律师需要具备哪些能力?

关于这个问题我做过很多演讲。非诉律师在谈合同的时候往往是很激进的,想要尽可能地多为当事人争取一块钱是一块钱。不过,诉讼不是这样,诉讼中你要站在法官面前,法官看的是到底是不是公平。你要向法官证明的是这是公平的,你的立场是应该实施的。所以当我看到任何一笔交易的时候,我都会想法官会怎么想。所以不同于公司律师,诉讼律师看到案件都是从法官的角度,或者仲裁员的角度。我想这是诉讼律师相比于非诉律师最重要的。

2. 目前有很多中国学生也来到美国读法学院做律师。您觉得除了语言,中国律师要想做好美国律师业务,最需要提高的是什么?

很明显想做个好律师,尤其是诉讼律师,需要熟练地用英文有说服力地写作。这对美国人来说都很难,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个挑战。我想对中国律师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担心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可以站出来接受更多的责任。我想很多时候中国律师对上级都很重尊,但是如果你想做更多事,你要让合伙人知道。其实老律师还是希望年轻律师可以担起更多责任,做事更加积极。

3. 现在回头来看,您曾做初级律师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就好了”的事情?给我们年轻律师一些建议。

我想最重要的建议就是不要担心尝试你不确定的事。不要担心犯错,只要尽力了就好。机会到来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你还没做好准备。但是你还是要试着去做,尽力就好了。就算错了,也从中学习了,想成为一个好律师都是要不断尝试、失败、学习,再尝试。这会让你的合伙人更看好你。

我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任何律师都会犯这个错误,我犯过一次。那就是案子结束了,钱收不到。如果你签的是风险代理费还好,因为你可以拿到风险代理费。但是如果你是拿固定收费的,一定要一开始就保证律师费是能收得回来的。有的时候案子办完了,客户不想给钱。这倒并不是什么大学问吧,但是律师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商人,你要确保自己有能力把律师费收到。

我想最艰难的时候就是案子输了。幸好这种事情不经常发生在我身上。但是输案子的时候的确很痛苦。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律所的律师之间都会互相支持。当输案子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丧失了客户,也输了钱,别人不会认可你作为一个律师的水平了。所以那种时候的确很难熬。所以必须要有足够的自信,需要跟支持你的朋友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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